2026年3月29日，歌手李荣浩在社交平台公开喊话单依纯，称其在已通过邮件“明确、客气地婉拒”授权的情况下，仍在个人商业演唱会上强行侵权演唱歌曲《李白》。次日凌晨，单依纯发长文致歉，承认“在实际未获得书面授权的情况下演唱了《李白》”，并表示将“个人承担全额版权使用费及相应赔偿”。随后，主办方北京百沐娱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发布致歉信，承认在著作权授权审核中存在“疏漏与瑕疵”。
这一事件迅速引发行业震动。作为法律工作者，笔者认为，这起纠纷的核心并非“人情恩怨”或“行业潜规则”，而是一个清晰的法律命题：在商业演出场景下，表演权授权是法定义务，未获授权即演唱即构成侵权，主办方与表演者承担连带责任。本文将从侵权责任认定、赔偿标准、归责原则三个维度，对本案进行法律层面的剖析。
一、侵权行为的法律定性：未获授权演唱构成侵权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》第十条第一款第九项规定，表演权是著作权人享有的专有权利，即以公开表演作品，以及用各种手段公开播送作品的权利。在商业演唱会场景下，演唱他人作品属于典型的公开表演行为，必须事先取得著作权人许可并支付报酬，这是法定的强制性义务。
本案中，侵权事实的认定不存在争议空间。李荣浩晒出的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邮件声明截图显示，音著协明确“未就该作品发放任何授权”。需要说明的是，音著协作为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，其发放授权的前提是著作权人已将相关权利授权音著协管理。李荣浩方直接与单依纯方进行沟通并明确拒绝授权，表明著作权人本人未同意该次使用，这进一步印证了授权缺失的事实。更关键的是，单依纯方此前确已向李荣浩版权公司发出授权申请，而对方已通过邮件形式“明确、客气地婉拒”。这意味着，单依纯团队明确知晓授权申请被拒绝，但仍安排该歌曲在演唱会中演唱。
关于侵权的主观状态，需要区分两个层面的问题：团队知情与表演者个人知情。从现有信息看，单依纯的经纪团队及主办方在演出前已收到明确的拒绝授权邮件，却仍安排演唱该歌曲，其主观上至少构成过失，甚至可能构成放任的间接故意。至于表演者个人，单依纯在道歉中称“未进一步核实授权文件细节”，若其个人确实未被团队告知授权被拒的情况，则其自身可能仅构成过失（未履行作为表演者的审慎核查义务）。但无论是故意还是过失，均不影响侵权行为的成立——区别在于，惩罚性赔偿的适用以“故意”为严格前提，而过失侵权则仅适用补偿性赔偿。侵权的法律后果在民事责任上主要有停止侵权、赔偿损失，视情况还可能承担赔礼道歉、消除影响等责任。
二、赔偿标准的法律分析：权利处分不影响侵权定性
本案的赔偿问题备受关注，李荣浩在回应中明确表示“不需要赔偿”，并称“我要是想要钱，我从第一开始就会授权给你”。从法律工作者视角看，权利人放弃赔偿请求权是个人选择，但这并不改变侵权行为的法律性质，也不应模糊行业对赔偿标准的认知。需要明确的是，“放弃赔偿”是权利人对自身民事权利的处分，仅影响责任承担的执行方式，与“侵权行为是否成立”属于不同层面的问题——定性与定量的独立关系：侵权定性取决于行为是否违法，而赔偿数额是责任承担的具体量化。
根据《著作权法》第五十四条规定，赔偿计算遵循以下顺位：
第一，权利人实际损失：即著作权人因侵权遭受的授权费损失。本案中，李荣浩明确拒绝授权，意味着该歌曲本不应出现在演唱会中，权利人实际损失可参照同类歌曲的商业授权费用计算。
第二，侵权人违法所得：若实际损失难以计算，可按侵权人因侵权获得的利益确定。需要指出的是，演唱会票房收入是表演者知名度、场地、宣传、曲目组合等多种因素的综合结果，不能简单将全部票房收入计入违法所得。司法实践中，计算违法所得时需扣除场地租赁、宣传推广等与涉案歌曲无直接关联的成本，仅计算因演唱侵权歌曲直接增加的收益（如因该歌曲产生的门票增量、周边销售增量等）。当无法精确拆分时，可采用“合理比例法”，将票房收入的一定比例认定为侵权所得。
第三，权利使用费的合理倍数：若前两者均难以确定，可参照权利使用费的合理倍数计算。
第四，法定赔偿：以上均无法确定时，由法院在500元以上500万元以下酌情判决。
值得关注的是，对于故意侵权且情节严重的，可在上述数额基础上判处1倍以上5倍以下的惩罚性赔偿。惩罚性赔偿的适用需同时满足“主观故意”和“情节严重”两个要件。本案中，主办方及经纪团队在明确收到拒绝授权邮件后仍安排演唱，主观上至少构成过失，若能够证明其存在“明知不可为而为之”的放任心态，则可认定为故意；演唱会的大型商业规模、高知名度作品的未经许可使用，均可构成“情节严重”的考量因素。综合判断，合理赔偿区间约为20万元至50万元（含惩罚性赔偿）。
当然，李荣浩选择放弃赔偿，体现了创作者对规则的坚守而非对金钱的追逐。但正如其所说，“我要是想要钱，我从一开始就会授权给你”——这句话的法律意涵是：授权与否是著作权人的自主选择，拒绝授权本身不需要任何理由，尊重这一选择是版权规则的底线。
三、归责原则与责任主体：主办方与表演者的连带责任
本案中，一个值得关注的法律问题是责任主体的认定。单依纯在道歉中称，巡演曲目的版权审核、授权申请等工作均由主办公司“全权负责”，自己基于对合作方专业流程的信任，演出前未进一步核实授权文件细节。这一辩解触及了演出行业中歌手与主办方之间的责任边界问题。
《著作权法》第三十八条规定：“使用他人作品演出，表演者应当取得著作权人许可，并支付报酬。演出组织者组织演出，由该组织者取得著作权人许可，并支付报酬。”
根据这一规定，在大型巡演体系中，主办方负有法定的事前版权核验与申请授权义务。若未获许可便安排演唱涉案歌曲，主办方是直接的侵权人，也是维权诉讼中的首要被告。然而，这并不意味着表演者可以完全免责。若歌手明知没有合法授权仍登台演唱，将与主办方构成共同侵权；若歌手属于不知情状态，但未履行基础的审慎核查义务，仍需承担相应责任。
实践中，商业演唱会的版权事宜一般遵循“组织者优先”原则，即演出组织者是版权合规的第一责任人。但被侵权方可以直接请求组织者承担侵权责任，组织者承担责任后，可依据《民法典》第一千一百七十二条的规定，结合各方的过错程度向第三方主张内部追偿。主办方与表演者之间的责任划分，需考量各自在授权流程中的过错大小——主办方作为审核义务的第一责任人，通常承担主要责任；表演者若未尽到作为专业歌手的审慎核查义务，则承担相应次要责任。
本案中，单依纯选择了主动揽责——“我个人承担全额版权使用费及相应赔偿”，“错误全在我，与任何人无关”。从法律上看，这一承诺属于自愿承担，不改变对外连带责任的认定，也不当然免除其向主办方追偿的权利，但可作为内部责任划分的事实依据。主办方仍需对自身审核疏漏承担相应责任。
四、行业启示：版权合规需从“事后赔偿”转向“事前许可”
司法实践中，演唱会侵权案件并不鲜见。结合本案，我们提出以下法律建议：
第一，建立曲目版权事前审查机制。 演唱会筹备阶段，主办方应通过音著协等集体管理组织查询曲目权属，确认著作权人是否已将相关权利授权集体管理组织。若著作权人未授权集体管理组织，则需直接与著作权人或其代理方联系，提前完成表演权许可手续，取得书面授权文件。授权文件应明确授权范围、使用期限、费用标准等关键要素。
第二，完善版权授权文件的核验流程。 歌手及其经纪团队应在演出前亲自核查授权文件，不应仅依赖主办方的口头承诺或“专业流程”。授权文件的真实性、完整性、有效性均应纳入核验范围，核验要点包括：授权主体是否适格（著作权人或其合法授权方）、授权作品是否准确、授权范围是否覆盖本次演出的地域及场次、授权期限是否有效等。
第三，明确合同中的版权责任条款。 主办方与歌手、歌手与经纪公司之间的合作协议中，应明确知识产权瑕疵担保条款，要求合作方保证所演唱曲目已取得合法授权，并约定明确的违约责任和追偿机制。当发生侵权事件时，可依据合同约定进行内部责任划分。
第四，建立版权合规档案管理制度。 对于原创内容，保留创作全过程证据；对于获得授权的内容，规范管理授权文件，包括授权申请记录、书面授权书、付款凭证、沟通邮件等；对于合作内容，明确知识产权归属及使用范围。规范的档案管理既是合规经营的体现，也是发生纠纷时的重要证据。
单依纯演唱会侵权风波，以一场道歉与谅解暂告段落。李荣浩在回应中写下“不早了，你演出辛苦了，早点休息”，展现了对后辈的宽容。但从法律工作者视角，这一事件不应止步于“人情和解”，而应成为整个音乐行业的一堂法律公开课。
版权是音乐行业的基石，表演权授权是法定的、不可逾越的红线。 商业演出的舞台不是“法外之地”，每一个音符、每一句歌词的背后，都凝结着创作者的心血与法律的保护。唯有敬畏规则、尊重创作，华语音乐才能在法治的轨道上行稳致远。
